大眾傳媒影響下的公眾危機認知偏差
危機認知，是人們對危機事件危險程度的一種主觀評價，強調個體通過直覺判斷和主觀感受獲得經驗從而對個體認知發生的影響。各人的危機認知存在很大的差異，期間會有多個方面的因素影響對危機的認知和判斷，如大眾傳媒的報道、政府的權威與指導、社會或群體的支持等，但在這所有的因素中，大眾傳媒的報道是受眾獲知危機信息和發展、影響應對行為的最直接渠道。
在危機傳播的過程中，受眾最關心的是有關危機信息的內容、發布者和傳遞的方式。在危機事件發生之后，大眾媒體在信息傳遞、知識介紹、信心鼓勵等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大眾傳媒的危機信息傳播能力較弱，缺乏理性報道態度，容易集中夸張報道危機，或隱瞞報道部分危機信息，有學者稱之為“媒體病毒”，其表現為如下四個方面：信息失真、報道失衡、重復傳播、急功近利，造成傳媒公信力的下降和受眾趨向不穩定的局面。①同時，受眾面對危機信息傳播的媒介素養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斷各種傳播渠道的客觀性和可信性的能力，不知道如何接觸公共信息源，如何判斷大眾傳媒報道的真偽，對得到的危機信息缺乏科學判斷和理性分析，導致輕信來自人際傳播渠道的流言。
以上兩方面的原因都造成了公眾在認知危機上的偏差，帶來不安全感，從而影響社會穩定。我國公眾的危機認知素質處于不成熟的狀態，尤其是危機意識較差，危機信息的媒介素養十分低下。公眾在和平時期里普遍缺乏危機感知能力和預防意識，一旦危機來臨，沒有較好的承受心理，容易引發社會恐慌。由于人們在評價危機事件時常常受到不同因素的干擾，因此人們的主觀危機認知和事物的客觀風險之間往往存在著很大的偏差。②
信息主要影響人們對風險的認知，用不同的方式呈現相同的風險信息都可能改變人們對風險的認知水平。研究已經發現，公眾對一些風險因素很敏感，對另一些風險因素又不在意，但事實上可能并無任何科學依據。如果列一張每年各種事故的死亡人數表，再列一張人們對各種風險事件的憂慮程度表，會發現這兩張表會有很大的差異——死亡率高的事件往住并不是人們風險程度知覺最高的事件。③對于“一次死亡××人”的報道，人們的危機感覺大都會有所夸大。人們對能造成死亡，尤其是造成一次性較大規模死亡的風險事件的概率估計會比對長期的、緩發性傷害的風險估計要高，往往對小概率大死亡率事件的風險估計過高，而對大概率小死亡率的風險估計往往又過低。
公眾在危機認知中的偏差，是危機認知中的一個必然現象。
公眾的危機認知結構與專家們的危機認知結構有明顯的差異。公眾對危機的認知并不因有專家報告各種風險事件、風險活動的統計數據而有所不同。事實上，公眾對危機的認識，可能與真正的事實相去甚遠。④具有專業知識和分析能力的專家是從具體的量化角度來看待危機和接受危機信息的。對于危機的危害性，他們是從“帶來危險的概率”和“危害的程度”這兩個方面衡量，能夠自覺地采用科學的方法對相關數據和信息進行分析和判斷。他們獲取危機信息的渠道也往往不止大眾媒體，而存在更為專業的信息傳播渠道，如相關文獻、資料等。但“專家”只是個相對的概念，因為不同類型的危機事件涉及不同的專業知識，如在水污染危機中的專家在化學品爆炸事件中可能就是一般公眾，其身份是根據不同危機事件涉及的領域而發生變化的。
一般公眾很少從科學的角度或數據來看待危機，而是根據自己的主觀認識、生活經驗和人際傳播的要素來考慮和處理危機。公眾對危機的判斷是基于對危機發生概率的“主觀認識”和對不期望發生事件對自己帶來損害程度的“主觀預測和聯想”上的，與專家危機認知具有很大的不同，帶有強烈的非理性色彩。公眾對特定風險事件的相關知識如果了解得比較全面,對該事件結果的認知能夠客觀地知覺，或者能夠接受多個而不是單一方面的信息,并能夠辯證地看待和評價危機事件對自己和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有適當的行為反應，比如，能夠為消除或降低整個社會的受害程度而從事一些公益性的事情,那么,這樣的個體能夠更理性地對待風險事件。對公眾而言，只有當大眾傳媒信息渠道足夠強大，媒介素養高，才能降低非專業信息渠道的負面影響。
媒介素養與公眾的危機信息解釋
我國的大眾媒體在危機報道中常常呈現出政府型解釋和專家型解釋，比較重視專家學者的判斷和結論，對危機事件本身的報道是在政府主導的輿論方針之下進行的，專家往往承擔了向公眾解釋危機原因和應對策略的責任。這些從專業角度出發的危機認知當然非常有價值，也是必須的，為公眾正確認知危機，樹立應對危機的信心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政府、公眾對危機進行科學的定位和處理。但危機傳播的目標和對象是廣大的社會成員，從“一般公眾基于直接感受對于危機事件的危害程度的判斷”角度，大眾傳媒的危機傳播重點要放在公眾對危機的感知方式和習慣上，尊重和把握公眾的危機認知的形成和特點，而不是完全基于專家危機認知進行危機傳播管理。但是，公眾的危機認知特點并不能與專家的認知完全吻合的，呈現出以下特點。⑤
1.公眾習慣基于部分信息對危機進行整體判斷。人的信息接受能力和消化能力都是有限的，大量的信息會給公眾帶來認識和判斷事物的困難，尤其是在危機應對的短時間內，要求人們迅速地形成對危機事件的認知和做出決定，則更容易受到冗余信息的干擾。
2.公眾對危機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會受自己的主觀判斷或成見的影響。公眾危機認知多屬于感性認知，難以對具體數據和數學概率有精確的認識，即使被告知危機發生的概率和危害的程度，對公眾來說也是個模糊概念。對于一則重大事故詳盡、透徹的報道，可以讓公眾感知危機事件的恐怖和威脅。但受個人知識結構和生活經驗的影響，每個人對事物都會有一種先入為主的看法，這些看法會左右個人對危機的認知和判斷。
3.由于專業知識和背景信息的不足，一般公眾的信息處理能力有限，在解碼過程中有簡單化和單純化的傾向。
當時間有限，公眾在接受信息時只接受自己能理解的信息，忽視難以看懂的專業信息；重視表面信息，忽視深層信息；重視事件本身，忽視原因的讀取問題，因此容易導致對危機的判斷失誤。
可見，我國的公眾在危機認知方面具有多層次、個性化、從眾性的特點。面對各種危機信息，如何獲取，如何為之所用，則是取絕于各人媒介素養的高低。媒介素養是指人們對各種媒介信息的解讀能力和評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資源和信息為個人生活和自身發展服務，參與社會發展的能力。1992年的“媒體素養領袖會議”曾就媒介素養做出了統一的定義：公眾使用、分析、評估各種媒介信息，達到溝通交流的目的。該定義包括三個層面，即獲取信息的能力、解讀信息能力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其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增加對媒介的了解，學會以評判的意識接觸媒介的信息；二是了解自己對媒介的需要，懂得合理地運用媒介服務自我。前者是媒介素養的基礎，其目的的是盡可能地減少媒介信息的負面影響，后者是媒介素養的提升，將進一步提升公眾利用媒介的水平并使之從中獲益。
媒介素養在危機傳播中和平時的大眾傳播中的核心能力有所不同。在平時的大眾媒體的信息傳播中，多數時候公眾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獲取信息，因為公眾獲得信息的渠道是多樣的，關鍵在于有了信息后，如何正確地理解信息以指導自己的行動，即對分析和評價信息的能力要求比較高，它們也是媒介素養的核心能力；但在危機傳播中，由于我國獨特的新聞傳播體制，媒體在報道危機時的主動權并不大，而公眾期待獲得有關危機的信息，因此獲取信息成為媒介素養的核心——是期待從傳統的大眾媒體上獲取危機信息，還是相信人際傳播中的危機信息，這是衡量公民個人媒介素養的重要指標。假設沒有政府和專家的及時表態，公眾自發的危機解釋通常是體現出以下4種，而這些解釋往往是對大眾媒體危機報道產生的心理效果,在解讀過程中,各人的媒介素養高低直接決定了解釋的類型。
一是正常化解釋。在危機事件發生后，經過大眾傳媒的報道，對危機能形成正確的認識，有著健康的應對心態。具有正常化解釋的公眾往往有著比較高的媒介素養，能積極地獲取、分析、評價和傳播各種媒介報道的危機信息，也不容易受到其他信息渠道，如謠言的影響。
二是忽視型解釋。這種解釋傾向將任何事物的發生都看成是正常的，即使是異常的信息，也盡可能地從正常的角度進行解釋和判斷。具備這種傾向的公眾的媒介素養能力也較高，能夠自如地使用媒介獲得信息，但個人的自信會模糊這些信息，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這種傾向是為了減輕自己的心理壓力而產生的無意識行為，但卻容易導致忽視現實生活中危機的存在和發生概率，對日常生活中的潛在危險性不夠重視。
三是悲觀型解釋。部分公眾即使對發生概率很低的危機也持有很強烈的危機感，對危機信息進行悲觀的解釋，尤其對危機帶來的危害有過大化評論的傾向。如對飛機失事、核電站事故等發生概率很小的危機也經常感到憂慮和恐懼。會進行悲觀解釋的公眾在媒介信息獲取方面的能力很強，但解讀和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較弱，對危機信息存在過敏反應，容易導致過激行為。
四是經驗/非經驗型解釋。這種解釋和公眾是否親身經歷過類似危機有著密切關系。當公眾曾經親身經歷過某種危機事件，習慣用已有的經驗來判斷和解釋危機信息，本身的經驗會極大地影響其判斷。同時，如果沒有經歷過，或對危機處理知識不足，一旦遭遇危機或接受到危機信息往往束手無策，難以做出正確的應對行為。
具備經驗型解釋特點的公眾，其媒介素養在危機認知中是幾乎不起作用的，主要依靠積累的經驗和知識結構做出反應；而非經驗型解釋中，媒介素養是比較低的，面對危機信息無能為力，不能采取積極的措施分析解讀危機信息。
我國公眾對危機的解釋偏向于忽視型解釋，也具有非經驗型解釋的特點。③這與我國社會長期處于相對穩定的大環境有關，同時我國公眾對危機的危害性認識還不夠，日常生活中缺少危機防范意識，缺乏應對能力和成熟的危機接受心理，但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培養公民媒介素養的空間還很大。
提高媒介素養在公眾危機認知中的意義
在危機傳播中，對公眾而言，作為信息的接受者，如何在信息混沌中獲取有價值和真實的信息至關重要。面對媒體碎片化和話語權的分散，公眾如何分辨信息的真偽，鑒別信息的價值，對待媒體從過去的絕對相信到適度的質疑，成為一項基本的能力。對民眾而言，要改善這種局面，關鍵在于提高面對危機信息的媒介素養能力，其意義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培養和提高公民面對危機的理性
認知是主體接受、編碼、操作、提取和利用知識的過程，包括獲取信息、分析信息、評價信息和傳播信息四個要素，這和媒介素養的核心內涵是相吻合的。現代社會中大眾傳媒的報道是個人獲得相關危機信息的主要渠道，具有不可替代性。2007年6月24日提交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中，刪除了有關新聞媒體不得“違規擅自發布”突發事件信息的規定。媒體對危機的公開討論為公民創造了一個開放、活躍的信息環境，同時也因媒體各異的報道水平，以及其他信息傳播渠道的加入而使之變得愈加復雜，這種媒介環境促使公民不斷思考危機問題及其產生原因，從而擁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和面對危機的理性。
二是提高公民應對危機的綜合能力
在現代社會中，媒介無時無刻不在反復向受眾傳遞著各種信息及觀點，社會主體時刻被包圍在一個由媒介信息所織就的網絡中。這些信息及觀點由淺入深、由點到面地影響著受眾的認知、態度、情感、價值觀和文化心理，為受眾構筑了一個強大的認知場。現代受眾的認知結構是在大眾傳媒所展示的“媒介現實”的基礎上形成的,媒介信息是對現實的再架構，是通過符號和符號系統再現現實，而不是簡單地反射現實。受眾通常所接觸到的媒介內容都是一種表征，是用符號構建的現實，受眾正是通過媒介表征來認知這個世界。當主體在接收大眾傳媒報道有關危機的信息時,如果信息不協調會影響受眾的危機認知，如果個體持有某種很強的初始觀點，一般都難于改變，而且會直接影響對隨后信息的理解；只有當新的信息與個體原有的觀點一致的時候，新的信息才被個體感知為可靠和有效。但當人們缺乏明晰的背景信息，未形成固定的觀點時，個體則很可能受到一些表面信息的影響，比如用不同的方式呈現相同的危機信息會改變人們的認知和行為。在實際生活中，大眾傳媒便經常充當這種角色。
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把現代社會稱為“風險社會”，危機頻發成為時代的重要特征，因此，公民在面對危機時應該具備的媒介素養，也可以被視作是現代公民的基本素養之一。對于危機問題的解決更多地需要公民的“內在性的自覺”，公眾的媒介素養程度直接決定了他們對危機的抵抗力和鑒別能力，可以有效防止謠言的擴散，并采取積極的行動防止危機的發生或降低危機帶來的損失，是公民實現自我保護的必要條件。
本文來源：中研網訊
本文地址：http://www.kcice.cn/freereport/20311.html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3189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