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之罪反思：制度缺陷之罪比天大

    2008年的最后一天，三鹿董事長田文華被帶上了被告席。同日，三鹿集團門頭標志在寒風中被拆除，鏡頭記錄下了這一瞬間，一段歷史被定格。

    選擇這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日子，似乎在傳遞一個信息——告別。告別乳業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告別多災多難的2008。

    無需多少時日，人們就會忘掉這個一臉落寞、66歲的田文華。可這段歷史注定是要沉淀的。田文華從“乳業女皇”到“乳業罪人”，距離似乎只有一步，正如她給三鹿定義的企業文化：“成功需要做好一切，失敗只需一個細節。”

    服務三鹿40多年的田文華是三鹿的開創者和當家人，可以說“沒有田文華就沒有三鹿”。她行為低調，即使在三鹿處于事業之巔、身價百億時，她的辦公室也不足10平方米，沒有紅木家具，沒有豪華擺設。她摳門到“復寫紙多用了幾張，都要計較不休”，“請客吃飯，連菜譜都要親自過問”的地步。三鹿改制，她讓所有正式職工參股，她本人所持股份也不過只有區區1%。田文華本人深深影響了三鹿的企業文化：不以霸道聞名，而更像“鹿”在人們心目中溫暖的傳統印象。

    甚至，田文華還一直非常注重產品質量，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三鹿質量檢查報告。她未必不知道在上世紀80年代那個“用紙糊一個冰箱都能賣出去”的供不應求的時期，張瑞敏當眾砸掉76臺有質量問題的冰箱，“先賣信譽，再賣產品”的故事；她也未必不知道韋爾奇的忠告：你要變成質量問題的瘋子，否則質量問題將把你變成瘋子。

    可她終究是商人，因為“不賺錢的商人是不道德的”。在金錢巨人和道德侏儒的博弈中，田文華選擇了企業利益，放棄了公共安全、公共道德。

    法庭之上，控辯雙方聚焦在“是否主動添加”；庭外，民間關于田文華“該不該判死刑”的爭論還在繼續。

    有人分析了田文華當時面臨的多種可能：一是雖知問題存在，但懷著僥幸心理，認為少量的三聚氰胺“不是敵敵畏”，沒到傷及人命的嚴重程度，不會出太大問題，沒有充分意識到其危害性；二是她可能認為“添加劑行為”是行業潛規則，我也可以這樣做；三是擔心公布真相后，會使三鹿品牌受到一定影響。

    可她最終選擇了隱瞞真相，在明知有危害(盡管她可能沒料想到危害如此之大)的情況下繼續出售毒奶粉。這正是田文華最大的錯誤和最大的悲劇。正如溫總理多次強調的：“企業家的身上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田文華就倒在“道德失血”上。

    審判還在繼續，企業家的道德追問還在繼續。但是，比關注年近古稀的田文華個人“該不該死”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某些制度“該不該死”。

    有人說，比“三聚氰胺”更毒的是“免檢制度”這朵“惡之花”，這才是誘導罪人誕生的溫床。某種角度上說，比田文華之罪更大的罪，是制度缺陷之罪。

    田文華被審判，一干官員引咎辭職，不能不說，我們也在反思，我們邁出了問責制的一大步。可行政問責不能代替刑事問責。所以，對官員的問責風暴不應該僅停留在行政層面，而應該向法律層面延展。

    新年第一天，22家問題乳企發新年道歉短信懇求原諒，這似乎又在傳遞另一個信息——新生。

    其實，告別田文華很容易，可告別“三聚氰胺”的記憶很難；拆除三鹿的標志很容易，可拆除“結石寶寶”的痛苦記憶很難。新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企業，更應該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