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省產糧越多經濟越落后 種糧大戶補貼少風險高

　　據中國報告大廳了解，在家辛苦務農不如外出打工掙錢多，糧食產量大卻感嘆補貼少，這是我們在吉林、江蘇、河南等糧食大省調研時，當地農民反映出的諸多種糧困惑。同時，盡管我國已經取得糧食生產“九連增”，但糧食主產區的財政資金緊張狀況未得到改善，糧食生產越多，經濟越落后，讓糧食主產區陷入“糧食大省、經濟弱省、財政窮省”的怪圈。而長期下去，勢必會影響糧食主產區政府抓糧積極性，甚至放松糧食生產，影響國家糧食安全。

　　在家辛苦勞作一年喜獲豐收，但最終賣糧收入與外出打工收入相比顯得少得可憐，這嚴重挫傷了農民種糧積極性。

　　45歲的溫付軍是山東省禹城市房寺鎮的農民，多年來一直和幾位子侄在北京市大興區做建筑工，由于麥收將近，溫付軍正準備著回家忙麥收“說實在話，每年到這個時候都很矛盾，回去吧，就是那幾畝地，賺不幾個錢；不回去吧，家里人忙不過來，我在這里打工，每月至少有三四千元的收入，咋算都比種地強。”

　　由于種糧成本大幅上升，種糧收益并不高。“今后農資價格上行壓力加大、生產用工成本上升、全社會工資水平上漲的趨勢難以改變，而糧食價格的提高又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種糧比較效益偏低的問題將日益突出，‘種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嚴重制約了農民種糧積極性。”湖南省糧食局副局長石少龍表示。

　　據介紹，湖南省糧食局2012年調查表明，農戶種植一畝雙季稻，畝平凈產值980元左右，種一畝雙季稻平均要12個左右工日，日種糧工資收入只有80元左右，而在農村一天零工可得收入120元左右，在城市從事建筑、裝修等技術性工作，一天可得收入150-200元。2005年-2012年每畝雙季稻種植效益比種植棉花、烤煙和西瓜的效益分別低25%、26%和17%，種植黃瓜、辣椒和蓮藕的效益分別是種植雙季稻收入的3.1倍、2.5倍和3.9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表示，從三年平均（2009-2011）收益來看，三種主糧的平均收益只有223.4元/畝。受成本上漲因素的影響，糧食種植實際收益增長緩慢，有些甚至出現負增長。2004-2011年如果剔除消費價格上漲的影響，三種主糧畝均種植收益在7年里一共僅提高了0.8元，其中玉米提高了91.4元，稻谷提高了8.6元，小麥則下降了97.8元。

　　中糧集團總裁于旭波認為，糧價一頭連著農民，一頭連著市民，漲價對于農民增收有利，但是對于城市低收入群體不利，反之亦然，糧價問題對社會穩定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如果一方面漲價以刺激農民種糧積極性，一方面又千方百計不讓價格上漲以穩定成品價格，對從事食品生產和流通的企業則會帶來較大的不利影響，長此以往，可能會最終損害農業生產和消費者的利益，反而影響糧食安全。

　　盡管國家和地方政府加大扶持政策和措施，但種糧大戶感嘆獲得惠農補貼較少，呼喚“普惠”加“特惠”的扶持政策。

　　“我們合作社有1000公頃農田，很多是從農民手里流轉過來的，我們不奢望能把分散到各個農戶手里的補貼拿過來，只希望國家能夠給我們吃點‘小灶’，扶持一下我們這些種糧大戶和種糧合作社。”吉林省榆樹市榆隆種植合作社負責人李在偉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貸款沒保障、買農機沒指標，一臺玉米收割機原先沒有補貼的時候13萬元，有補貼變成了20多萬元，國家補貼的作用就是托市。”

　　種糧農民期望政府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江蘇省高郵市八橋鎮金港村種糧大戶潘鉆友說：“不管怎么說，咱們還是靠天吃飯的農業，我們家承包150畝農田，如果有一年受災，就很難能翻過身來，所以還要希望國家能夠幫我們種糧大戶打井、修建排澇溝、修建田間渠系等工作，把我們這里的農田變成旱澇保收田，糧食產量還能大幅增加。”

　　盡管國家和地方政府已經采取了很多針對種糧大戶的扶持政策和措施，但政府扶持力度仍比較薄弱，種糧大戶能享受到的國家惠農補貼較少。因此，種糧大戶盼望著國家能夠給種糧大戶一些幫助。“糧食直補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收入補貼，與糧食產量已經不掛鉤，只要有地就補，很多人稱之為務工收入補貼。”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藍海濤表示。

　　當前的“直補”屬于“普惠”政策。江蘇省糧食局副局長于國民認為，很多時候資金到了土地承包者的手中，而不是在種糧農民手中。應該推行補貼與糧食貢獻、商品糧掛鉤，多賣糧多補貼，誰種糧誰得到補貼。“當然還需要對規模生產有鼓勵政策，按照面積規模實行浮動的補貼，鼓勵糧食集約化生產。同時，對于支撐糧食生產的補貼要加大力度，比如農機具、生產資料、種子研發等。”

　　“產糧越多財政負擔越重”“貢獻越大義務越多”的困境讓地方政府用在“錢袋子”上的精力超過了“米袋子”。

　　我國糧食生產越來越向糧食主產區集中，糧食主產區對國家糧食總量的貢獻率越來越高。近十年來，全國糧食增量91%來自13個糧食主產省，這13個糧食主產省能調出糧食的只有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江西和安徽6個省。除了遼寧、江蘇等3個沿海省外，其余10個主產省人均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88%，人均財政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77%，農民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3個糧食主產省人均財政支出6136元，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80%。

　　“隨著糧食產量的增加，主產區的負擔越來越重，在為國家糧食安全作貢獻的同時本地區的現實利益受損。”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王守臣曾為主管農業的副省長，他認為在糧食價格較低和稅收貢獻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對地方政府而言，大量資金投入卻難以帶動G D P增加和稅收增加，抓糧的積極性受到制約，政府考核需要改變。

　　江蘇省副省長徐鳴說：“在糧食主產省份之中，江蘇應該算是一個特例，但是江蘇省的產糧大縣與經濟發達的縣市的差距在不斷擴大中。”從13個糧食主產省的部分數據看，我國地區人均財政收入、人均G D P、地方城鎮化水平、地方人均純收入等指標都與人均糧食生產量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也即越是產糧大省，財政收入越少、經濟越落后、城鎮化水平越低下、農民人均純收入越低。

　　整個糧食工作的基礎和重點在地方基層。國家糧食局法規司副司長陳玉中認為，1995年就實行“省長負責制”，一直不斷強調“省長負責制”對保障糧食安全有重要作用，但沒有硬性指標，沒有考核機制，沒有落實責任。抓糧效益不高，甚至是一個賠本的買賣，所以地方積極性不高。應該合理劃分中央政府與省級政府的職責與事權，發揮地方“重農、抓糧”的積極性。

　　我國糧食主產區政府不僅在糧食生產上每年要花費大量的人力，而且還要拿出相當一部分財力支持糧食生產；生產糧食不僅沒有獲得相應的財政收入，而且糧食生產越多，政府補貼越多，財政困難越多。“產糧越多財政負擔越重”“貢獻越大義務越多”的狀況沒有改變，有的地方政府由于涉農配套資金或債臺高筑，或造成“半拉子”工程。

　　國家提出“米袋子”省長負責制，但糧食生產這種“出力不討好”的工作讓很多地方很無奈，不得不致力于“招商引資”，用在“錢袋子”上的精力超過了“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變成了“總理一人負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認為，有必要在現有基礎上，建立一種多方位的、新型的、高標準的糧食生產區域利益補償機制。

　　在部分地區，產糧大縣人均財政支出比全省水平低了一半，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的局面亟待改變。

　　剛剛上任的吉林省農委主任李國強曾經是我國產糧狀元市榆樹市的市委書記，他認為糧食大縣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生產糧食，犧牲了大量的發展機會成本，維護了國家的糧食安全，只能獲得微薄的利益補償，根本不能改變糧食主產區經濟落后、財政狀況困難、公共服務低下、城市化水平不高的狀況，這對產糧大縣是非常不公平的。

　　“榆樹市的黑土地抓一把冒油，插一根筷子發芽，把我們這里的土拉到別的地方就是肥料，這么好的黑土地浪費、蠶食都是造孽，但是沒有辦法，盡管是大糧倉還要自己找吃的、找花的，國家應該加大扶持力度，使我們產糧大市的人均財政支出達到全國或本省的平均數。”李國強說。榆樹市是全國第一產糧大市，而人均財力只有3000元，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3，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的面貌仍然沒有改變，地方政府抓糧積極性不高。

　　河南省人均財政支出只有4516元，89個產糧大縣人均財政支出2183元，比全省水平低了一半。河南前15個產糧大縣財政支出1581元，比89個縣還低，這說明產糧多貢獻大，財政越糟糕。河南信陽市委書記郭瑞民說：“糧食調出區實際上調出了土地資源、淡水資源、勞動力資源，并承擔了發展工業經濟的機會成本，國家應該按照全國縣級財政人均財力水平確定產糧大縣獎勵標準，逐步使產糧大縣人均財力達到全國縣級平均水平。”

　　某省一地方糧食局負責人表示，農民致富變成了“非農化”，高效農業變成了“非糧化”，在水產養殖面積、新建公路里程、招商引資新建廠房、新建樓盤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有人瞎編一些三農數據。歸根結底還是產糧大縣“要飯財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