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年輕人赴東莞尋夢 東莞轉型升級“拐點”能否突破

　　據宇博智業市場研究中心了解，3月4日，全國人大代表、東莞市委副書記、市長袁寶成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2013年東莞經濟增速為9.8%，達到“十二五”時期以來年度最高水平。預計2014年東莞經濟增長將持續向好，邁過“爬坡越坎”階段，突破轉型升級“拐點”將很快到來。他同時透露，東莞今年將重點推進六個領域改革。

　　閱讀中國報告大廳發布的《2010-2015年東莞房地產行業發展前景分析及投資風險預測報告》

　　去東莞

　　阿鳳美甲店是正月十二開門營業的，往年這時候都會迎來一輪火爆的生意。因為年前，厚街的姑娘們都會來做一套新指甲，光鮮亮麗地回到老家，亮甲片的保質期不過20多天，過完年回來就需要趕緊來換新甲片。可是，2014年特殊，正月初九就掀起了“掃黃”風暴，阿鳳美甲店里一直冷冷清清，老板華仔打電話給遠在湖南的老婆，讓她先別回來了。“開門一天的人工和房租就是2500塊，開門頭兩天是1200塊收入，昨天就只有800塊了。”他很焦急，正猶豫著要不要離開東莞。

       圖為2011年1月30日，在東莞長安鎮打工的兩位年輕人準備返鄉過年

　　2001年夏天，懷揣一門美甲手藝的湖南小伙華仔第一次來到厚街的時候，被這里的景象震撼了：“真是好地方啊，康樂南路滿街都是穿著時髦的年輕女孩子。”他第一次來東莞，為的是考察美甲市場，找個落腳地開店。他還去了虎門，但發現兩個地方的女孩差別很大：“虎門的女孩大都在服裝廠上班，消費能力有限，有閑錢做指甲不如去買幾件漂亮衣服穿。厚街不一樣，尤其康樂南路周邊，很多女孩是被老板包養的二奶，或者自己在夜場上班，她們消費能力強。”可是，最后華仔并沒有把店開在厚街，反而選擇去虎門擺了一年的夜攤。“我就是為了積累經驗、鍛煉技術，如果第一站選在厚街，手藝不行，做不出名氣就栽掉了。”他真正瞄準的還是厚街。

　　第二年，華仔帶著老婆阿鳳“殺”了回來，把攤位擺到了華潤三樓的電梯口。他們從一家盤發化妝的老板那里租到一個小攤位，一米長，每月租金是1100塊。當時的康樂南路剛剛成型，華潤商場是厚街人氣最旺的地方。“洗手間門口都給租了出去。”華仔回憶，那時的康樂南路，平時人就很多，到周末，街上都是人推著人走。

　　2002年，華仔來厚街的那一年，可謂是東莞黃金時代的起始點。這一年前后，發生了很多對厚街來說意義非凡的事。 先是3月18日，13萬平方米的廣東現代國際展覽中心在厚街落成啟用，當晚，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也來到這里，為第二天開幕的第七屆名家具展覽助興。 展覽中心擁有8000個展位，由厚街鎮政府牽頭興建，其中鎮政府出資30%，剩余的股份由當地29家集體所有制和民營企業所有，由家具展銷會起步的厚街會展業由此具備了真正的大平臺。那一屆展期4天，接待觀眾30萬人次，意向成交合同額比上屆增長了七成，其中40%為出口訂單。

　　與會展業關聯最緊密的是高檔酒店的興起。這一年，開在會展中心旁邊的嘉華大酒店在經過一年營業期考察之后，拿到了五星級的牌照，成為厚街第一家五星級酒店。之前的2001年9月，趕在全國第九屆運動會在廣州開幕前，28層高的嘉華大酒店開業。厚街位于廣州和深圳的中間點，到兩個城市的車程都在一小時之內。嘉華大酒店的老板林干能早就瞄準了九運會的時機，為此，他還不惜重金，花2000萬元在酒店旁邊興建了一個飛碟射擊靶場，并在當地政府支持下，爭取到了九運會飛碟射擊比賽項目的舉辦權。

　　剛開始做美甲，華仔心里也沒底，他做著最壞的打算。“我把表妹叫過來，讓她和我老婆阿鳳一起干，我對她們的要求是夠自己吃用就行。我就回浙江打工去了。”沒想到不過兩個月后，他就發現夫妻共有的存折里多了7000多塊錢存款。“這是兩個月的純利潤，而當時油漆工一個月工資不過1200塊。”于是，華仔立刻從浙江回到了厚街。

　　與華仔差不多同時來到厚街的還有江西小伙黃京和安徽人曹東波。黃京是追隨女朋友而來，他大學畢業，學的是市場營銷，初來厚街的時候心高氣傲，找了3個月的工作也沒找到。“當時厚街主要是訂單加工，大量招聘的是技術工人和普工，主要是鞋廠和家具廠。企業只看經驗，學歷什么的都沒有人問，沒有行業經驗連面試的機會都不給。”黃京最初的理想崗位是銷售主管，后來降格到行政主管，可發現還是不行。“那時候工廠行政的工作很簡單，就是招聘員工、安排食宿、給每個人記考勤、月底結算工資。”碰了一鼻子灰的黃京，花光了帶來的錢，房東給他3天時間，交不上錢就要走人。無奈，他最后找了份在當地人才市場當助理的工作，現在做到了營銷總監。

　　曹東波來厚街之前，已經在東莞的太平鎮待了很多年，他做過文員，開過電器店、影樓，也擺過地攤，甚至靠幫別人排隊和給自行車打氣掙錢。2001年，父親得了癌癥，一場大病花去了他所有積蓄。“父親臨終前給了我一個他的日記本，上面記著我從到東莞以來每月給他寄的錢，加起來有 18萬多元。”來到厚街，曹東波要從零開始。他發現當時東莞的男女比例是1∶5左右，覺得女人的錢應該更好賺，就決定去開化妝品店，賣雅芳產品。去東莞的雅芳營銷部門開會，曹東波是唯一的男性，但他沒有退路。

　　為了招攬顧客進店，他專門跑去學跳舞，然后在大庭廣眾下表演。“第一年，我做到東莞雅芳銷售的第一名;第二年我做到廣東省第一名;第三年我做到全國第一名; 第四年我已經是亞太區第一。”當時曹東波被稱為“中國雅芳先生”，自己手下的直營店達到130多家，從東莞延伸到深圳、廣州，手下的雅芳專賣店也多達 470多家。“當時喜來登那里還是一片荒地，窄窄的國道有些地方還是用石子墊的，門口就是一條臭水溝。”他向我們回憶。現在，他名片上印的頭銜包括：香港酷酷女人世界國際美容化妝品集團連鎖公司總裁、廣東省東莞市酷酷女人世界職業培訓學校校長。酷酷兩個字做成了黃底黑字，格外顯眼，就位于喜來登大酒店旁邊。

　　東莞厚街跨日鞋廠的車間里，工人們正在制作皮鞋

　　“去東莞”，是那個年代激動人心的一句話。2001年，在廣州打工5年的湖南青年Victor回老家待了半年，因為談了5年的一場戀愛最后以分手結束。“那時候重感情，愛情就是一切，5年來掙的錢都花在女朋友身上，最后一無所有了。”在老家，他常常想起在廣州打工的時候，經常見到幾十萬元的名車掛著“粵S”打頭的車牌，便四處向人打聽，得知那些豪車來自東莞。于是，這年底，他收拾行囊，跳上了開往東莞的大巴。“那時候，連東莞在哪里都不知道，只想著去淘金。”

　　稍晚一點，2004年3月的一天，湖北小伙韓宇跑到武漢火車站買了張開往東莞的火車票，出生在農村的他，從小就聽村里大人說起去東莞打工的故事。大專要畢業了，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東莞。為了此行，他做了將近一個月的準備，買了行李箱、筆記本、文件夾和一套廉價西裝。臨行前那晚，他特意跑到武漢奧體中心，看了場奧運會足球預選賽，中國國奧隊對陣伊朗。“那是大學期間的夢想，票是花80塊錢從黃牛手里買的，很心疼，但也算是向這座城市告別了。”可是，當韓宇第二天下午站到東莞東站的出站口時，卻發現這里一片雜亂。“當時有點失落，心里想，大名鼎鼎的東莞，怎么還沒有武漢好?”找了間30塊錢/天的小旅館，放下行李，他就跑到網吧去搜集招聘信息了。很快，他在厚街一家印刷廠找到了一份業務員的工作，試用期3個月，每月800元，如果能夠拿來6萬塊錢的訂單，就可以留下來，但是，此后就不會再有底薪了，只按照業績的3%提成。

　　比這些打工者稍早一點到來的則是港臺投資者。2000年，臺灣老板許振剛終于下了決心要來東莞定居，他租下了一座三層的廠房，專門生產塑料小玩偶，出口日本。整個90年代，許振剛頻繁奔波在東莞、臺灣和日本之間，幾乎每個月都要在這三地之間飛一次。他還記得臺灣人剛剛到東莞投資時的熱情，“那時候還沒有直航，都是先飛到香港，機場有直接到東莞的巴士，250塊錢一張票，相當于半個月的工資了”。東莞各鎮為了招商引資，幾乎每個鎮都在香港機場設有大巴接送。

　　1984年，臺灣《勞動基準法》頒布實施，勞動力成本上升，掀起了一輪臺灣工廠外遷的高潮。東莞市臺辦的資料顯示，從1987年到2000年11月，臺資企業已達4147家，成為全國地級市臺商進入最多的地區。許振剛回憶，1995年時，臺灣工人月工資2萬臺幣左右(折合人民幣約4000元)，而大陸工人的月薪只有200多塊，相差20倍。可是，當時臺商對大陸政策仍心存疑慮，加之兩岸教育、醫療相差甚遠，所以，很少會把家眷帶來，往往都是單身一人在東莞。因為當時大陸尚未培養出成熟的生產管理人員，工廠的高管只能從臺灣請，“收入是他們在臺灣工作的兩倍才肯來，還要包探親的機票，給租好公寓”。他們構成了東莞第一批商業消費的主力。

　　同樣在2000年，當地家具老板方沛德痛下決心，砍掉在全國各地開的商場，收縮戰線，專心做生產。方沛德1987年辦家具廠，是當地最早一批家具企業，可是，別人在1995～2000年埋頭賺大錢的時候，他卻選擇了一條錯誤的發展路線——去全國各地開家具商場。5年下來，不但沒賺到錢，反而還拖累了自己的家具產品。這一年，他自己一個人背著包，轉了10個城市，到處去看商場里賣得最好最貴的家具是什么樣子。后來，他發現，有一款白色亮光鑲嵌玉石扣的歐式家具在大城市很流行，一張床能賣到1.5萬元。“憑什么我做的床只能賣3000元?”他到處打聽，終于知道了生產這款床的家具廠就在東莞虎門，回來后，他馬上跑去挖走了對方的兩個高級技工。

　　兩年后，他給自己的家具起了個名叫“天鵝城堡”，寓意白色的歐式家具，高貴、典雅，他信誓旦旦要走“品牌之路”，準備大干一場。

　　黃金年代

　　業務員韓宇和另外五個小伙子擠在一間宿舍里，每天早上7點就出門，坐公交車在東莞的各個鎮之間跑單子。那時候，東莞是個大工地，塵土飛揚，早上出門穿的白襯衣，到晚上回來的時候就變成了灰色。公交車上人擠人，治安很差，小偷明目張膽。 “經常在公車上看到小偷摸別人的手機，發現了就晃悠兩下還給你，沒發現就拿走了。”為了不被偷，韓宇從不敢在公交車上睡覺，哪怕要走3小時的路，他也打起精神硬撐著。

　　可是，即便如此，在2004年那一年中，他還是被搶走了3部手機。當時，厚街飛車黨橫行，韓宇被搶的第一部手機是TCL雙屏翻蓋機，是他來東莞前專門買的，用了剛剛一周，白天在路邊接電話的時候被飛車黨盯上了。韓宇本能地死死抓住，沒想到，飛車賊掠走了手機蓋，剩下另一半主機還捏在手里。沒錢買手機，他就連上一個耳機當聽筒，用這半部手機繼續跑業務。“沒有顯示屏，不知道來電話的是誰，就逼著自己努力記住每一個客戶的聲音。”兩個月后，他花200塊錢買了部舊手機，一次站在街邊發短信的時候又被搶走了。第三部也是如此。

　　韓宇并沒有被滿大街的飛車賊和小偷嚇住，他很快就喜歡上了厚街。“在這里沒人問你的來路、學歷、家庭出身，只要能拿回單子，就是勝利，遍地機遇。”3個月后，韓宇順利完成銷售任務，留了下來;半年后，他從一個湖北老鄉那里拿下了一個大單，從此在厚街站穩了腳跟，搬出了宿舍，租了個一房一廳，開始談起了戀愛。

　　當時，在厚街流傳著一個說法——“想要做老板就去做銷售，100個業務員里能出90個老板。”韓宇像保姆一樣服務著大客戶，他幫他們接送兒子上幼兒園，幫著買菜做飯，他請采購經理和采購員吃飯、唱歌、桑拿，只要他們在飯桌上無意談起自己喜好什么，韓宇就會默記在心上。就這樣，一年半之后，韓宇的銀行賬戶上就已經積攢了40萬元。他辭掉了業務員的工作，跟幾個朋友包下一間小廠房，準備自己做老板了。

　　“當時一個好的業務員，每年掙五六十萬元很正常，按3%的提成，也就是2000萬元的單子。”韓宇回憶。他自己廠的一個小姑娘，其貌不揚，但聲音甜美。小姑娘特意去影樓拍了套藝術寫真，放到網上，然后隔三差五地用Skype和上海一家世界500強的采購經理聊天。后來有一次，采購經理去廣州出差，決定到厚街來看看，韓宇的老板親自出面，請對方去嘉華大酒店吃飯，后來還專門帶著樣品跑到上海去公關，半年后，終于拿下了超級大單。老板沒有貪功，而是把提成都算在了那個小姑娘頭上，于是，她搖身一變就成了年薪40萬元。

　　財富涌動在大街小巷，也涌動在每個淘金者的心頭。從失戀中走出來的Victor，很快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做起了銷售。“當時80%以上的外來購房者是香港客人和臺商，主要是用來養二奶，開發商做的房子也沖著他們來，基本都是小戶型公寓。”Victor雖然來自湖南，但他早年在廣州打工的時候學會了說白話(口語上對粵語的專稱)，很容易就跟香港客戶拉近了距離，為了維持這層親近感，他一直告訴客戶說自己是廣東人。“那時候，20萬元一套的房子能夠提成600塊， 一個月總能賣出十幾套，賺萬把塊錢很正常。”

　　康樂南路商業街具備了現在的形態，已經有了康帝俱樂部酒店、海悅花園酒店等幾家高級酒店。 2003年，喜來登大酒店開業，成為第一家在鎮上開出的全球高檔連鎖品牌酒店。華潤商場的火爆也可從租金略見一斑，2002年華仔初租時是1100元/ 月，三四年后就長到了1900元/月。

　　美甲的價格最初很低，5塊錢涂指甲油，10塊錢基礎護理，20塊錢就可以花半個小時做出花花的指甲。 華仔說最初他只是想把服務做好。“我跟員工們說寧可丟了等待的客人，也要把手上的客人做好。”2005～2008年是他感覺生意最旺的黃金年代，最多時他手下有20多個員工。他先是從電梯右側的一米攤位擴容到增加了電梯左側的4米攤位，后來又租下了一層自己的店面。最好時候，他一天的營業額是3000元， 也就是說一天要接待近百個客人。

　　酷酷老板曹東波的客戶多數是公司白領和小企業主的老婆。“2007年的時候是我最旺的時候，那時光VIP客戶參加的年會就有上萬人。”除了直接面對消費者賣產品，曹東波還負責培訓直銷店的營業員。“那時候每個月我要負責安排就業的學員就有幾百人，那會兒這是最頭疼的事。”想來學習化妝、美容知識的女孩很多，曹東波回憶，除了小部分的公司白領，很多學員都是工廠的女工，她們經過3個月的培訓就可以拿到國家認可的技術證書。而當時美容化妝顧問的薪酬能比生產線女工高出30%。

　　黃京所在的人才市場成為這段時間厚街最擁擠的地方。一個企業招20多個工人，但是報名的有三四百人。人才市場上班一般是8點鐘，但那個時候6點多鐘就要跑到人才市場排隊，等著進場的機會。天南海北的淘金者來到厚街，勞動力遠遠供過于求，這給了人才市場做專場招聘的機會。2003年3月，黃京籌劃舉行的首屆家具業專場招聘會就有80多家企業參加，求職者超過 3000人，比傳統的綜合性招聘會增加了近50%的崗位。他們后來又策劃了鞋業、服務業專場招聘會，使全年的招聘場次由96場增加到了170場，每年服務的求職者達到20萬人(次)。

　　厚街前傳

　　2002～2007年，幾乎在每一個講述者眼里，這都算得上是厚街的黃金年代。財富涌動，夢想發酵，欲望橫行。現在看，這段時間或許是財富洗牌的最后機會了。在這之前，厚街就已經完成了第一輪財富分配，并由此奠定了日后的江湖格局。

　　東莞的傳統民居與現代城市建筑形成強烈的反差

　　1999年，村民選舉第一次實施，方沛德被大家選為厚街鎮雙崗村的村主任。雙崗村位于厚街和沙田鎮交界處，是個有著五六千人口的大村子，土地約4000畝。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這里就有很多人去深圳打工，賺到第一桶金后回鄉辦起家具廠。1999年，厚街鎮第一次舉辦名家具展，就是臨時借用了雙崗村自己建起來的家具展館，由此成為厚街會展經濟的起始點。

　　方沛德上任后，卻吃驚地發現，雖然村里人多地多，但集體經濟卻很落后，村里一年下來收入少得可憐。他暗地查賬，最后發現，從1995年開始到1999年，村里大量土地賣給私人建廠，前后累計有將近3000畝，可賣地的錢卻沒有收上來。村書記處處阻撓，無奈，方沛德找了自己在國土局的戰友幫忙派人來清查，最后收回了6000多萬元。

　　土地，是東莞當年起步的最主要跳板，也是造成當地貧富分化最主要的資源要素。據方沛德介紹，上世紀80年代，村里開始搞開發，當時是把土地集中整理，一部分蓋成廠房直接出租給外來投資者，然后拿租金給村民們買社保、分紅;另一部分則可以直接賣給村民個人，剛開始每平方米三五十元，到1995年就漲到了130元。方沛德早年去深圳打工有些積蓄，他在村里買了2000平方米，又去隔壁的沙田鎮買了1萬平方米，這兩塊地皮就是他現在最大的財富，一塊自己拿來建廠，另一塊出租。

　　像方沛德這樣幸運的村民畢竟是少數，按照他的說法，“當年有實力買地的村民不超過 20%”，大部分人還是只能選擇土地上繳，按月領分紅。不幸的是，雙崗村賣地太多，大部分土地直接出售，村里用于創收的集體土地很少，每年只有3000萬元的集體收入，扣除社保、管理、治安、辦公等費用，每人每月只分紅50塊錢。有村民跟方沛德訴苦，說自己每月領分紅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去買兩袋米放在家里，先保證填飽肚子。聽起來有點穿越感，一點都不像今天發生在東莞的故事。

　　厚街，始建于北宋徽宗宣和中期，距今已有800年歷史，最初因選址“軍鋪”(隨軍眷屬圩場)后面，故名“后街”，后來取生活“豐厚富足”為意，改名“厚街”。改革開放前，以穿越鎮子的莞太路為界，路東有田種點紅薯，還能勉強填飽肚子，路西水多田少，只能種莞草，編成涼席去賣，才能換回糧食充饑。方沛德本來兄弟六人，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餓死了兩個，只剩下四人。他是老大，1975年去當兵，復員后在村里的機械廠干活。

　　方沛德的發家史，代表了最典型的當地富豪成長軌跡。1979年，方沛德還在機械廠做工， 下午不上班時就去村頭的河涌撈點小魚小蝦拿去賣。一天，他無意中看到對面沙田鎮過來的幾個人，無論男女都留著一頭長發，他好奇地上前打聽，原來是因為村里沒有路通鎮上，劃船去鎮上的理發館來回要一天的時間，很多人嫌麻煩就索性留起了長發。一般人看個熱鬧也就罷了，方沛德卻從中看到了商機，他找親戚借了15 塊錢，跑到東莞買回一套理發用具，騎自行車去沙田村子里擺起了理發攤。“當時理一個頭2毛錢，10分鐘搞定，村民們都排著隊來理發。”方沛德回憶起來仍兩眼放光，“一天下來能掙10塊錢，相當于機械廠半個月的工資啊。”

　　靠理發掙到1000塊錢的時候，方沛德買了輛二手手扶拖拉機用來跑運輸。 當時正是村民們蓋房子的集中時期，用來拉砂石的拖拉機供不應求。他白天給生產隊干活，晚上開著拖拉機給村民拉沙子，聽說深圳那邊開始搞開發，很多當年逃港的人回鄉修房子，他就軟磨硬泡向生產隊討了張邊防證，開著手扶拖拉機去闖深圳了。那時候，深圳處處在蓋房子，只要把拖拉機停在出租房前，就自然會有人找上門來。他和同伙天亮而出，天黑收工，一天拉20車沙子，一車3塊多錢，一天掙的錢就比一個月工資還多。

　　掙了錢就買新拖拉機，很快，方沛德的砂石車隊擴大到十幾臺，他買了輛摩托車，天天奔波在各個工地上去收錢，很快每天竟能掙到幾百塊!像方沛德一樣，現在厚街產業最大的幾個大亨，基本都是當年在深圳做建筑工出身，他們都具有敏銳的商業嗅覺和冒險精神。方沛德經常在各個采沙場之間轉悠，他發現現在深圳大學后面一個村子有一大片優質沙田，就找到村里的生產隊長談承包，收益歸方沛德、抽沙隊和生產隊長，各占三分之一。說干就干，每天來排隊買沙的車子絡繹不絕，在碼頭支起一張破桌子直接收錢，每天就能有1萬多元。“每晚回去分錢，一人分3000多塊，那種感覺真是太刺激啦!”方沛德回憶。可惜好景不長，只干了20多天，就被得到消息的當地政府趕來制止了。

　　方沛德膽子越來越大，他又發現一個拉磚的小碼頭，每天都會有十幾艘小船拉著香蕉前來，卸貨后就被來自潮汕、惠州的大卡車搶購一空。連續觀察了好幾天，發現香蕉不愁賣，他就琢磨著怎么壟斷這條線，找到生產隊長把碼頭承包了下來。方沛德的如意算盤打得不錯，他投入15萬元，一口氣收購了小船送來的全部香蕉，然后準備再加價賣出。可是，那些潮汕人更狡猾，他們知道香蕉最怕腐爛，堆在碼頭不出一周就變黑，所以，干脆打起了消耗戰，車停在碼頭就是不去收購。第一天，方沛德的香蕉只賣出1/3，第二天，又收購了15萬塊錢的，結果還是只賣出了1/3。到第三天，方沛德發現勢頭不對，香蕉仍源源不斷送來，他停止收購，開始低價拋售，甚至半價甩賣，一周之后，香蕉熟透，沒賣完的只能倒進海里去。香蕉生意讓方沛德虧了十幾萬元，元氣大傷。1987年，他回鄉辦起了家具廠。

　　與方沛德的冒險不太一樣，王勝培要保守一些。他父親就是當年厚街村的老書記，上世紀70年代帶領大家搞起了莞草編制，啟蒙了大家的商業思維。畢業后，王勝培一直在經銷鞋子，后來臺灣人來厚街投資辦鞋廠的越來越多，這里漸漸形成了鞋業的配套產業。1992年，王勝培也開始涉足生產，自己村里的地已經賣完了，他就與人合伙在莞太路旁邊的赤嶺村買下一塊地皮，建起廠房，專門做鞋底和模具，供應臺資鞋廠。現在，他的跨日集團已經成為小有名氣的綜合鞋廠，王勝培也當上了厚街鞋業協會的會長。

　　一雙看似簡單的鞋子，實際上至少需要幾十家工廠的配套，涉及上千種配件生產，比如，一根簡單的鞋帶，就需要兩三個配套廠。由此，產業聚集的優勢越發明顯，制鞋業逐步成為與家具業并舉的厚街主力產業。最鼎盛的2008年，厚街的鞋子占到全世界貿易量的18%，這意味著，全球每5雙鞋子中，就有一雙是產自厚街。

　　香蕉生意或許改變了方沛德一生的命運，當年跟他一起去深圳做建筑工的同鄉們，很多都發了大財。方沛德是林干能的妹夫，當年他在深圳開拖拉機拉沙的時候，大舅哥林干能也在深圳做泥瓦工。聽妹夫說運沙更賺錢，他也想試試，可他開拖拉機的技術不好，不是翻車就是開進河溝里，還被磚頭砸破了頭， 干了幾天覺得不順，就又回去砌墻了。

　　1985年，已經成為小包工頭的林干能回到家鄉雙崗村，先是幫著村里修柏油路，接著又承接了小學校舍和村委會辦公室的工程，之后，村里的廠房建設基本都承包給他。林干能由此起家，在90年代后期進入房地產開發，資本實力漸強。2001年，他投資的嘉華大酒店成為厚街第一家五星級酒店，林家也進入厚街大家族的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