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單邊退出伊朗核協議，并宣布重啟對伊朗的“史上最嚴厲制裁”。
近日，美國國務院再次單方面提出要求：所有國家須停止從伊朗進口原油，并且中斷對伊朗的經貿合作，不遵從美方要求的國家及企業將遭受嚴懲，甚至可能面臨被逐出美國市場的風險。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說，購買伊朗原油的各國公司“必須在11月4日前將其自伊朗進口的原油量降至零，否則將面臨美國的嚴厲制裁”。
這位官員還特別強調，中國和印度如若不從，將像其他國家一樣面臨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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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封殺令背后的新仇舊恨
為何選擇11月4日作為封殺令的生效日期?
1979年11月4日，德黑蘭的一些激進學生占領了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引發了震驚世人的“使館人質事件”，成為兩國關系交惡的重要導火索。
特朗普政府此次選擇在這個特殊日子發難，無法排除這一歷史因素的影響，警示意味頗重。
不過，石油何以成為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得力工具”?這還得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東石油危機談起。
持續三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給發達國家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所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明顯放緩，發達國家甚是恐慌，但已經與黃金脫鉤的美元卻在危機中找到了新目標。
1974年，美國與世界最大的產油國沙特阿拉伯達成協議：美方為沙方提供安全保護并且出售先進武器，而沙方承諾石油出口只以美元結算。其他產油國紛紛效仿，美國就這樣，通過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以及美元結算石油帶來的控制力確立了自己對中東的影響。
這種控制使得中東各國不僅難以再次掀起如1973年一樣的石油危機來對抗發達國家，更讓這些國家根本逃不出美國的“五指山”。一旦出現個別產油國反美，美國就對其嚴厲制裁，同時利用自己的盟國來補缺。
中東產油國普遍經濟結構單一，根本受不了美國及其盟國的重創。長此以往，這些國家就出現了兩種下場：一是伏低做小，忍受美國及其盟友的頤指氣使;一是被美國等扶植的反對派力量發動政變或內戰。伊拉克莫過于最典型的例子了。
“倔強”的伊朗一直飽受美國的制裁之苦。這也導致其始終難以有效利用本國豐富的石油資源支撐經濟發展。
上世紀90年代，隨著亞洲新興國家的發展，伊朗終于找到了新的石油買家。奧巴馬時期又逐漸放寬了對伊朗的制裁，繼而建立了多邊機制“伊核六國”框架，伊核協議得以最終達成。
然而，具有強烈保守傾向的特朗普從競選時起就對伊核協議充滿敵視。加之特朗普與以色列最為親近，而以色列與伊朗互相視為最大威脅。這些就構成了美國如今痛下殺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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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算都是筆劃算的生意
當然，特朗普此舉也絕非只是為了一雪“國恨家仇”而已——
特朗普的算盤打得很精，在伊朗問題上把水攪渾，影響涉及多方面，以便使美國最大限度地撈取好處，可謂“一石多鳥”。
繼續打壓伊朗
近日，伊朗里亞爾兌換美元匯率再創歷史新低——9萬里亞爾兌1美元，較4個月前，貶值近半。
在匯率貶值、通脹高企的情況下，德黑蘭大巴扎(賣場)被迫臨時關閉，多地爆發游行示威，伊朗老百姓的日子過得苦不堪言。
特朗普政府在此時出手、“封殺”伊朗原油出口，將切斷該國現金流，無異于給其原本就不堪承受的沉重經濟壓力再度“加碼”。
很明顯，這是美方退出伊朗核協議后打擊伊朗關鍵經濟領域政策的延續。
此舉類似此前對朝鮮“無限施壓”的做法，逼迫德黑蘭方面在內憂外患的局勢下做出巨大讓步，進而遏止其核計劃與彈道導彈計劃的推進能力;同時，壓縮其在敘利亞、也門乃至整個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夯實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與此前美國空襲敘利亞、遷館耶路撒冷等舉動如出一轍，特朗普政府的目的都在于：打亂中東地區局勢演變的既有節奏，不斷制造地緣政治熱點，給提高自身在中東地區存在以可趁之機。
一方面，借加重對伊朗制裁的機會，制造地區緊張局勢，可不斷加強美國與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地區盟友間的合作關系，并且，使后者在地區政治安全事務上愈發倚靠美國;
另一方面，把手伸得更長，通過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及他國與其經貿合作，迫使歐盟、中國、印度甚至日本、韓國等伊朗重要合作伙伴忌憚美方制裁，在這種威脅下，它們要么直接幫助美國制裁伊朗，要么選擇躊躇觀望——實際上，這種“觀望”在客觀上就是幫助美國孤立德黑蘭。
通過以上方式，美國可以輕松維持在中東事務中的話語霸權，怎么算都不吃虧。
提高原油價格，促進本國出口
除了政治方面的“紅利”，美國封殺OPEC第三大產油國的原油出口，將在國際市場上造成日均150-200萬桶的原油供給缺口。
從供求關系來看，這么做，無疑將推高國際油價。
若是順利得到沙特阿拉伯等主要產油國配合，美國將能夠把油價控制在合適的高位運行。這樣做，可減緩美元升值速度，有助于維持美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此外，制裁伊朗還有利于美國自己的原油出口。
據新華社報道，美方相關人士近期曾赴新德里游說印方削減進口伊朗原油，并表態稱美國可成為滿足印方能源需求的合作伙伴。
既能打壓對手，又能樹立自己的威信，還有大把銀子可賺，這筆買賣，怎么看都很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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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服軟，有人不買賬
依靠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主要產油國盟友的支持以及石油美元體系，美國單方面強推制裁，給國際原油市場施加沉重負擔，必然會對與伊朗開展有關合作的各方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歐洲退出
目前，伊朗原油產量約為380萬桶/天，出口量則約為250萬桶/天。
據路透社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1月以來，伊朗日均出口原油約250萬桶，其中1/5出口至歐洲市場。
自伊朗核協議生效后，在沙特等海灣國家，法國道達爾等歐洲企業難以與美國油氣公司相匹敵，于是，它們紛紛轉戰伊朗，加大了在當地石油行業的投資。
此次美國重啟對伊制裁，歐洲政府呼吁美方給予歐洲企業制裁豁免，但該訴求卻沒有得到美國方面任何積極回應。因此，歐洲企業不得不逐漸切斷與伊朗間的業務聯系。
道達爾宣布退出伊朗市場后，意大利煉油商Saras和Eni、西班牙石油公司Repsol等企業，均在著手準備，以便在美國制裁正式生效前停止從伊朗購買原油。
韓日郁悶
不僅歐洲企業，作為伊朗原油4大買家之一的韓國，已于近期正式通知伊朗國家石油公司，計劃自8月起逐步降低進口伊朗的原油量，對于部分至8月到期的原油和凝析油采購合同，到期后將不會續簽。
3名韓國知情人士稱，韓國政府并未向有關企業下達直接指令，但企業深知來自美國的壓力有多沉重，因此，不會冒險從事任何有違美國制裁政策的貿易活動。
韓國國內進口伊朗原油的企業日均進口量，已由2017年3月歷史最高峰的62萬桶大幅下滑，到今年5月，降至不足20萬桶。
注：韓國國內進口伊朗原油的企業主要有SK Energy、SK Incheon Petrochem、Hyundai Oilbank Corp、Hyundai Chemical與Hanwha Total Petrochemicals等。
彭博社透露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有意在今年7月挑選恰當的時機訪問伊朗。如最終成行，這將是1978年伊斯蘭革命以來，在任日本首相首次到訪德黑蘭。
促成此訪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已明確要求日本終止其與伊朗的所有能源貿易。
印度不買賬
印度每天從伊朗進口原油約70萬桶，并且，伊朗在其能源供應中的重要性日益顯著。
對于美國此番制裁，印度石油部國際合作聯合秘書蘇迪爾表示，“印度不承認單邊制裁，只承認聯合國制裁”。
此外，即使沙特等國動用閑置產能彌補伊朗石油出口的空白，實際卻會造成閑置產能減少，讓自己應對突發風險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在本次制裁后，中東主要國家間對立加劇，擦槍走火的概率也在提升，此時抗風險能力的下降無疑為自身埋下重重隱患。
可以說，特朗普上臺以來的單邊主義政策招致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反感。
鑒于美國金融霸權的余威尚在，不排除伊朗經貿合作伙伴尤其是企業紛紛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但從長遠來看，世界各國將日趨選擇規避美國金融霸權限制的選擇，并最終弱化直至瓦解美國的金融霸權。美國在國際制度領域的信譽和權威也將繼續流散直至喪失殆盡。
“石油武器”即便威力無窮，但反復為一己私利來使用，違背和平發展大勢，那就可能“啞火”。
4
美國制裁等于中國戰略機遇?
伊核協議生效后，美國一直利用延長ISA(《對伊朗制裁法案》)期限的手段，對伊朗通過油氣產業獲取和使用利潤加以限制。
不過總的來看，近些年，伊朗的對外合作環境有所改善，目前，伊朗是中國在中東地區的最主要貿易伙伴之一：
*伊朗是中國全球第6大原油進口來源地，2017年，我國從伊朗進口原油達3115萬噸，占我進口原油總量的7.4%;
*伊朗也是中國企業在海外的重要工程承包市場，目前，我國在伊跟蹤和商談的大項目累計金額超過了1500億美元;
*伊朗還是中國機電產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占我國汽車對外出口總量的1/4。
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對伊朗的制裁，讓德黑蘭方面愈發清楚地認清到，美國對其孤立打壓的意圖，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深化與伊合作提供了機遇。
在政治方面，應看到，雖然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宣布重啟提高鈾濃縮能力的準備工作，但是，這更多是為了增添與美博弈的籌碼，而非真的逼近美伊開戰的邊緣。
同時，伊朗的核計劃與彈道導彈計劃占用了大量本可用于改善民生的資源，引發國內民眾不滿。面對此種局勢，伊朗也許不得不維持與美國“斗而不破”的現狀，甚至不排除未來妥協、兩國重談協議的可能性。
在經濟方面，伊核協議生效后，無論歐盟、日本或韓國，均忌憚美國，因此，各種合作承諾往往口惠而實不至，鮮有重大項目落地。
特朗普政府又搞對伊“史上最嚴厲制裁”，使西方國家在對伊合作問題上更加縮手縮腳：
波音公司與空客公司總價值380億美元飛機出口的許可被美方吊銷;
法國道達爾、標致-雪鐵龍，德國西門子、英國石油等均宣布中止或退出對伊合作項目。
在這種情況下，前不久，伊朗總統魯哈尼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表明其加快向中國靠攏、尋求政治經濟支持的意愿，無疑為雙邊關系提供了戰略機遇。
就美國的“封殺令”，中國外交部給予回應稱：
“中國和伊朗是友好國家，將在符合各自國際法義務的框架內保持正常交往與合作，包括經貿和能源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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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視的壓力與風險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問題嚴峻性的一面：特朗普政府此次對伊制裁力度遠勝以往，中興通訊因其對伊業務遭受美方天價重罰，亦給中國企業今后同伊朗方面合作制造了很大的現實挑戰和心理障礙。
雖然目前沙特、俄羅斯、委內瑞拉等也都是中國的主要石油進口國，但中國作為伊朗石油的第一大客戶，石油需求巨大，美國發出對伊朗的石油禁令，必定對中國造成影響。
對于今后可能在伊朗面臨的種種挑戰，中國需要在如下三方面保持高度警惕。
首先，在融資結算方面，如若不理會美方次級制裁威脅，繼續從伊朗進口原油，石油等企業未來遭受制裁的概率較大。
尤其可能殃及昆侖銀行業務以及中石油海外業務、金融賬戶、海外資產，甚至，昆侖銀行有可能再次被排除在美元結算體系之外。
對此，中國可以效仿歐盟的設想(以歐元為基礎，打造對伊獨立金融渠道)，探討對伊項目的人民幣融資機制，提高雙邊貿易人民幣結算比重，并且支持中國金融機構按照商業化原則開展對伊融資，從而為中國企業開展對伊業務提供支撐。
其次，在項目實施方面，應當保持戰略定力，穩步推進既有的在伊合作項目。
一方面，妥善處理好道達爾向中石油轉讓南帕爾斯氣田開發權益等相關事項;
另一方面，利用歐盟與美國在對伊朗制裁問題上的分歧，力爭在企業合作層面打造中國與歐盟方的利益共同體，共同應對美方單邊制裁的影響。
此外，也要高度關注影響伊朗局勢的一些重要國內因素。
舉個例子，伊斯蘭革命衛隊在伊朗國內勢力范圍龐大，遍及政治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無論是在政府、還是企業層面，中國要與伊朗合作就很難完全繞過伊斯蘭革命衛隊。而最新消息是，特朗普政府正考慮把伊斯蘭革命衛隊定性為外國恐怖組織，作為向伊朗施壓的一種手段。
要怎么與它打交道，才能避免因此觸及美國制裁的“暗雷”?這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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